子宫脱垂是一种很常见的妇科疾病，对性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子宫脱垂二度已经属于比较严重的程度了，对于子宫脱垂二度患者来说，了解子宫脱垂二度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子宫脱垂二度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请看具体的介绍。

子宫脱垂二度指子宫颈已脱出阴道口之外，而子宫体或部分子宫体仍在阴道内。但因包括范围过大，轻者仅宫颈脱出阴道口外，重者可因宫颈延长，以致延长的宫颈及阴道壁全部脱出阴道口外。

造成子宫脱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年轻时过早生育和过多生育造成的盆腔肌肉组织松弛、更年期后因激素水平下降而引起的盆底韧带松弛，是导致本病的主要原因。此外，产后休息不充分、过早从事体力劳动，尤其是从事需要腹压的体力劳动如搬抬重物，还有长期便秘、慢性咳嗽、肝硬化腹水等造成腹压长期过大的情况，均可诱发子宫脱垂。

这是我最近采访杨锦麟的一篇稿件，见报版本删减较多，有自宫也有被阉割。这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版本。杨锦麟：我还是六根不净今年年初，杨锦麟开始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走读大中华》的新节目。与曾经《有报天天读》中虽纵横捭阖但不出书斋之外的形象不同，“我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走遍世界每一个有华人的地方”。杨锦麟重新上路，因为他“六根不净”，他对人世间太多的事情仍有参与的冲动。10月14日晚，杨锦麟盘坐在沙发上，一边说着道家的玄妙，一边诉说成为李嘉诚的夙愿。时而大笑，更多时候面沉如水。“让开大路”的走读南都：开始《走读大中华》，杨锦麟是不是以后不读报了？杨锦麟（以下简称“杨”）：我没有告别，我还在做。从“读报”到《走读大中华》，实际上实现了读书人一辈子所期待的一个境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虽然它（凤凰卫视）给我的制作经费非常之少，搞得我走到哪都跟要饭的一样。这个节目正在逐渐成形，我要十年磨剑，关键在于它是否有那些感动人的过程。我正在努力地感动人。南都：这个节目名重点是“走”还是“读”，或者是“大中华”？杨：我想有华人在的地方都应该有我的足迹，我希望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去完成这样一个历史见证的过程。今年主要还是在大陆，大陆是本读不完的书。有人会批评我这个节目太宏观、宏大，但是我会试图通过一些点或者故事去反映一些随着时代发展被人们所遗忘或者淡忘的画面。比如说中越边境、中印边境、中俄边境，再比如说影响共和国成立的一些重大战役的现场，人在现场感触就不一样。我发现共和国尽管已经有很多金碧辉煌的成就，但也有很多被遗忘的角落。南都：你似乎很迷恋“边境”，同时远离城市中心，这是节目的一种姿态吗？杨：因为很多节目都关注在中国中心城市，我采取林彪的做法，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笑）。因为即便是人们不太关注的地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片土地，那块土地很多人的命运都是容易被忽略的。比如说当年杨成武将军击毙阿部规秀的涞源县，那曾经是希望工程的发源地。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那里的孩子依然读不上一个好学校；比如说太行山区的深处，白求恩曾在那里动过手术的一个小村庄，如果不是他们200多人用12年的时间凿出一个山洞，那个村庄是与世隔绝的。我当然也会走读珠三角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会更多的关注这个繁荣的经济发展地带的一些边缘体。比如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没有享受到共和国公民最基本的待遇。“熊掌”和“熊掌”很难兼顾，《有报天天读》应该说已经做出品牌了。有人说我打开了一个窗口，终于有个主持人尝试说真话了。即便被掐着脖子，我也会喊。我非常想借用你们的篇幅，向黄山市提出一个申请。我希望成为黄山旅游的代言人，因为在我的节目中经常出现黄山的迎客松（大笑）。媒体人躬逢其盛南都：你每天读报要读多少报纸？刚才采访之前听你感慨做媒体人很累。杨：3000多条的新闻，100份左右报纸。肉体还好，关键是心累。心累就是心系某种目标和使命，因为太执着才会累。如果我们都随波逐流，当一个最简单的专业人士，当一颗螺丝钉也就罢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们躬逢其盛，见证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代的大变迁。南都：你觉得生逢这个时代的媒体人是比较幸运的？杨：目前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毕竟还能做话语权的探索、争取和努力。即便是失败的碰撞，也在为后来者积累经验。我觉得这行是很难的工作，如果没有热情没有使命感是很难坚持始终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半途而废，甚至有些英年早逝，但是依然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想要加入这个行列，显见大时代的变迁中新闻媒体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从民国初年邵飘萍开始。南都：在电视上读报，在网络上用博客分享看法，你如何看待新媒体的冲击？杨：我认为媒体与媒体之间能够产生合力，不能决然的说传统媒体就会走向衰落，新媒体走向兴盛。东方文化对于字、纸的崇拜是下意识的，阅读纸质媒体是一种习惯。我们上厕所，往往拿的是报纸杂志，不可能是端着一个电视机去上厕所。阅读习惯不可能因为一个新媒体的产生荡然无存。我正在尝试新媒体，我有个长处就是不断尝试。我跟凤凰卫视相约打10年工，如果凤凰把它原来的精神阉割掉，我为坚持理想而退出，那是让人为之向往的境界。知识分子永远要都要是呈90度前进的姿态，和利益团体保持相应的距离。但是我后来想，为五斗米折腰和呈90度前进其实是同一个姿态。我就释然了，原来为五斗米折腰的同时也可以努力前行。南都：身处大陆之外，跨越多种媒体平台，做这么多年媒体人最大心得是什么？杨：香港人经常讲契约精神。很多香港人不一定懂得很深的道理，也不一定懂得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但是他活干得比你还精彩。为什么呢，因为他签约了，他在履行自己的契约、承诺。香港让我敬畏的是这一点，敬畏并且欣慰。凤凰卫视之所以有今天的精彩，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人这种100多年形成的契约精神。大陆的同事未必有这样的先天素质。南都：你的同事梁文道对佛教很感兴趣，你对道教也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宗教情怀很重要吗？杨：我觉得关键是人文情怀，宗教情怀是每个人自己的选项。现在很多高道劝我皈依，我觉得我还是六根不净的，因为我对很多人世间的东西有太多的关注，很难置身事外，一定会有一种参与的冲动。我倒不是对哪一个宗教有兴趣，我是对所有的能够影响一个人一生的理念有好奇心，因为有好奇所以我才要去闭关，才想去体验辟谷的玄妙。我的人生不是很如意，也遭遇了很多挫折，好奇心我能够坦然地面对。其实想做李嘉诚南都：你曾经谈过1978年为了读大学放弃了100万美元的订单，是对大学的好奇吗？杨：那是真的渴望读书，因为我的读书是来之不易的。我77届高考，家庭历史成分问题不让我考；第二届我高分考上了还差点没法录取，还是因为“左”的影响。所以我（对读书）倍加珍惜，如饥似渴。南都：你似乎从来不顺利，不断失业……杨：也不断就业。人这辈子总要做点事吧，我总不觉得自己就是个败者。我身在这个社会，我就可以做点什么；为了能够做点什么，我都会耐心的等待。坦白讲，回首曾经走过的路，有时候会后怕。南都：最后怕的是哪个阶段？杨：最艰难的是两个阶段：一个就是下乡8年，少年不识愁滋味。更艰难的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带着一个家庭，要在完全失业的状态下走出低谷，不走绝路。今年8月份我第一次回当初下乡的地方，整整40年了，很感慨。看到乡里面18公里的路，想起当初招生还是招工被刷，愤愤不平上县城讨说法。连夜走到县里，没有任何接待没有人听你倾诉，又走回去。如此这般，5至6次。我们这些人就跟汶川大地震的灾民一样，经受过一场非常剧烈的灾难，到现在都没有做过心理康复。整整一代人，我们是有病的一代人，但在病态中焕发革命青春。（笑）南都：回过头看看，教师、读报人、主持人，这么多身份中你最认同哪一个？杨：我最看重的是我现在没有的身份，我的偶像是李嘉诚。因为中国在严格意义上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南都：知识分子要干预公共领域）……大概欠缺这样干预的途径，或者说干预微不足道。中国读书人只有一条路，就是入仕。现在多了一条路：以商助国。我非常敬佩那些又能挣钱又能说真话的人，我们会说真话，但是挣不了太多钱。所以我想应该像李嘉诚一样，拥有很多钱，可以说更多的话。